我年輕的時候，在一家法式西餐當調酒員，那時候我們煮的咖啡都是用義大利進口的煮咖啡機，說實在的，當時我用這種機器煮出來的咖啡，連我自己都不想喝，但是呢！我們餐廳的客人，每天吃早餐的時候，還是很多外國人進來用餐，您們知道嗎？吃法式西餐可不便宜，早餐一客少說也要二百五十元以上，還要加一成的服務費，那一客的早餐，就兩片土司抹起司，加一顆煎蛋，培根一片或是奶油，餐後就來一杯難吃得要死的熱咖啡加糖牛奶，這是民國六十八年的消費，而我的薪水在那裡上班一個月才六千八百元，一天才兩百多一點，我們餐廳中午及晚上的牛排一客上千塊錢的，如果是點一客頂級的神戶牛排，那可能吃一客就要花兩到三千元。
這樣的消費在當時是很少看到本國人，進來我們店消費的，大部分都是外國人比較多，而我們餐廳裡的員工，早班的五、六點就得在台北市的小巷弄，草草的吃一餐台式的豆漿奶茶，加燒餅油條或是一顆饅頭。
一大早，就花掉我們一天工資的十分之一或是九分之二、三了，我們餐廳的落地窗很大，每天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潮，從我們店門前的走道經過，人來人往，有些上班的台灣小姐或是先生，總是眼帶羨慕的看著我們店裡消費的外國人，那時候台灣正在經濟起飛，每一家的咖啡店西餐廳，一到晚上，常常客滿，我們這些在飯店或是西餐廳上班的人，大部分薪水一領到，也都跑去別家西餐廳或是港式飲茶、台式清粥小菜、川菜館、浙江菜餐廳消費光了，我們平日服務那些高檔的客人，看人家那麼優雅，每天都來吃西餐牛排，我們為了平衡自己，自然的身上有了一點錢，也就不吝惜自己，看哪一家西餐廳裝潢的富麗堂皇，我們一夥人呼朋引伴就去消費了。
比起同樣是鄉下小孩，有的去台北就待在工廠裡工作，他們上班的環境和我們工作的地方，不管是人或事物，工作性質及屋裡的環境，差別實在太大了。工廠裡每天面對著吵雜的機器聲，人與人相處簡直就是老粗對老粗，主管或是小老板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臉，真讓人受不了。
所以北上在台北找工作的人，如果遇到兩光的廠長或是老板，那工作起來常常是很不穩定，沒保障的，所以在當時，如果有人能進入王永慶的企業工廠上班，大多數一待下來，就不肯走了。因為在那裡工作有保障可以做到退休，外面的工廠就沒有那麼好了。
相對地，我們雖然是在台北市的都會區上班工作，不是待在吵雜的工廠聽機器聲，我們是面對著五花八門，形形色色的都會男男女女，這些的都會男男女女賺到了錢，只想趕時髦，看現在流行什麼，就追著流行的潮流去消費。
最多的是看電影，買服飾，吃西餐，逛百貨，進大飯店吃一餐那更是派頭。男的要西裝筆挺，女的要迷你裙，越短越好，最好像鄧麗君一樣，短到屁股見人了，還是那麼天真可愛迷人，那時候的都會男女，不要說玩瘋了，能夠上迪斯可舞廳，那簡直就是時髦男時髦女了，那時候大飯店才有迪斯可可跳熱門舞，外面是禁止跳舞的，警察在當時可捉得緊呢！不只捉私底下跳舞的，還捉我們這種留長髮的時髦男人。
